新型城镇化会抑制中国农村碳排放吗？

中国政府明确提出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加快构建清洁能源体系。新型城镇化必将通过资本、劳动力、技术、土地和公共服务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与重组，影响农村碳减排进程。与包含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排放的农村碳排放系统相比，新型城镇化系统涵盖经济、生态、社会、人口和空间五个维度。这些城镇化维度对农村碳排放的影响往往各不相同。然而，新型城镇化带来的变化究竟是促进还是抑制农村碳排放，目前仍缺乏清晰的理论解释和可靠的科学结论，难以为城乡协同发展提供针对性政策指导。

近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刘文新团队在中国工程院ENGINEERING集群子刊ENGINEERING Agriculture发表了题为“Will new-type urbanization restrain carbon emissions in rural China?”的研究论文（DOI: 10.15302/J-FASE-2026685）。该研究指出，现有文献存在三方面不足：（1）农业生产碳排放常被孤立考察，忽视了农村居民能源消费的持续增长，导致结论不准确；（2）大多数现有研究用土地或人口等单一指标从数量维度衡量城镇化水平，而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新型城镇化在经济、生态和社会维度上以质量为核心的发展要求；（3）对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碳排放的互动关系关注不足，且普遍忽视了清洁能源的调节作用。

针对上述问题，研究团队基于2000–2021年中国30个省份农村面板数据，构建了涵盖经济、生态、社会、人口和空间五个维度共32项指标的新型城镇化评价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权重赋值；并从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两个视角测算农村碳排放，农业生产碳排放涵盖农业投入品、土壤N₂O、水稻种植和牲畜养殖四类碳源，生活碳排放涵盖煤炭、石油、天然气和电力四类能源，运用PVAR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展开实证分析。

结果显示，2000–2021年中国农村碳排放呈逐年上升趋势，从280增至361 Mt，增长28.9%，年均增长1.3%。其中，农村居民生活碳排放从45增至104 Mt，增长131%，年均增长6.0%，显著超过同期农业生产碳排放增速。分区域看，东北地区农村碳排放增幅最大（68.4%），东部地区增幅最小（18.0%）。全样本回归结果显示，新型城镇化对农村总体碳排放、农业生产碳排放和农村居民生活碳排放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8464、–0.7507和–0.0834，均在至少5%水平上显著为负。空间效应分解进一步表明，新型城镇化对本地农业生产碳排放具有显著抑制效应（直接效应系数–0.095，P < 0.01），但对本地居民生活碳排放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0.061，P < 0.05），对邻近地区居民生活碳排放亦产生正向溢出（间接效应系数0.271，P < 0.01）。清洁能源的调节效应呈现显著区域异质性：在全国层面，清洁能源作为调节变量削弱了新型城镇化对农村碳排放的负向抑制（交互项系数0.0011，P < 0.01）；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清洁能源削弱了新型城镇化对农村碳排放的正向驱动；而在东北地区，清洁能源削弱了新型城镇化对农村碳排放的负向抑制。原因在于，2000–2021年清洁能源发电量占比仅从25%升至35%，调节潜力尚未充分释放。

该研究的边际贡献在于：从农业生产和农村居民生活双重视角科学测算农村碳排放，弥补了以往仅关注生产端或生活端的不足；构建了五维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超越单一人口或土地指标的局限；并首次将清洁能源作为调节变量纳入分析框架，揭示了其对新型城镇化与农村碳排放关系的复杂调节机制。研究指出，在生态文明战略框架下，应将深化清洁能源应用作为推进农村绿色发展和低碳生产的关键举措，同时针对不同区域的城镇化异质性特征实施差异化发展策略，以实现农村碳减排、节能和污染物减排的多重政策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