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新的研究发现，通过行为干预或“劝说”来提高对法庭关键信息的了解可能会比给予进一步惩罚的威胁更能有效地增加轻度刑事罪犯的出庭率。这项研究与重新设计纽约市法院传票的构成有关。结果显示，许多未能出庭（FTA）的情况—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数百万计潜在的不必要的逮捕令—可能并非出于故意藐视法庭，而是因为现有政策并未考虑到可能发生的人为错误。每年，数百万美国人未能出庭接受拘捕或响应与轻度犯罪有关的法庭传票。由于错失开庭日期，被告常被当做藐视法庭，法庭会由此签发对他们的逮捕令；在很多情形下这会大大增加其原罪的严重性。尽管此类惩罚政策旨在使当事人打消不出庭的念头，因为人们假设这些被告是故意不出庭的。但是，那些由于简单的人为失误而无法出庭的被告呢—即那些忘记或误解了他们所收到的有关其出庭信息的人呢？对这些案例，仅聚焦于惩罚的政策可能不适用于减少FTAs。据Alissa Fishbane和同事披露，改善法院信息的传达方式可能是更具成本效益、更人性化的做法。Fishbane等人在纽约市进行的两次大规模研究中就此理念进行了探讨。第一个研究简化了法院传票的形式，后者可以更好地传达出庭的时间、日期和地点以及未出庭的后果； 第二个研究则给有电话号码的被告在出庭前每天提供一系列的短信，提醒他们有关出庭的关键细节（例如时间和地点）。 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干预措施在为期3年的时间内分别将FTAs减少了13％（重新设计的传票）和25％（发送文字短信），并使得逮捕令减少了3万张。更重要的是，在实验室所做的实验中，Fishbane等人发现，非专业人员（而非刑事司法专业人员）经常将FTAs视为有意而非偶然。这种信念可能会令惩罚性政策持久化而不会做出努力来凸显关键性的法庭信息。
在一则相关的《视角》中，Issa Kohler-Hausmann提供了对该研究的详细评估。Kohler-Hausmann写道：“如果许多司法管辖区采用Fishbane等人所描述的做法会有积极的意义，但还需要更为彻底的干预措施来改变我们国家的刑罚和福利政策，而不是需要人人同意的成本中立的行为规劝。” Kohler-Hausmann在此认为，Fishbane等人所介绍的对立假设（即FTA 的高发生率可用藐视法庭或用对公民的法律义务缺乏了解来解释）并不是相互排斥的。但是，这些相互竞争的假设确实反映了对文化背景的猜测，即被传唤的人（主要是低收入的黑肤色和棕色肤色居民）是值得同情的（因为他们健忘）或不值得同情（因为他们桀骜不羁），但却不是因为形形色色的其它动机更细微的、可能导致了解情况者选择不出庭的理由。Kohler-Hausmann写道：“我对作者的断言表示尊重但不敢苟同，因为它认定，我们国家的刑罚政策是基于“人们会有意识地权衡非法行为的代价和收益的假设。”她写道：“我想说，它们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基础上的：这些政策所针对的人……在我们的没有正面体现应有价值的政治共同体中不值得拥有充分和平等的成员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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