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此前完成 MMAI Gym for Science 大语言模型后训练平台搭建部署后，英矽智能又通过与 Liquid AI 的战略合作，进一步拓展生成式 AI 能力，并成功推出了一款面向化学逆合成优化的 26 亿参数模型，以及一款高容量达 240 亿参数模型。上述两款模型均支持本地化部署，并可通过微软的 Microsoft Marketplace 获取。 为了推动并实现企业级的科研自动化，英矽智能还基于模型上下文协议（MCP） 打通了整个 Pharma AI 产品套件，使研究人员能够直接在 Claude Code、Cursor 等开发环境中直接调用复杂的科研工作流。与此同时，公司正式推出面向多组学靶点发现的自主 AI 智能体 PandaClaw，并同步对其核心平台进行多项关键升级，包括 MDFlow 中动态多体模拟的规模扩展、激酶谱分析面板的扩容、生成化学中的高级电离态的引入，以及针对金属蛋白的增强的分子动力学模拟。

《国家科学评论》近期发表的综述聚焦极紫外光刻技术中的复杂流体力学问题，重点讨论激光与液滴相互作用、液滴变形、等离子体演化、辐射输运以及碎屑控制等关键过程。研究指出，EUV 光源不仅是等离子体与光学问题，更是一个跨尺度、多物理场耦合的流动问题。该工作为发展更高效、更稳定、更抗污染的先进光刻光源系统提供了重要参考。

一项新的研究表明，南极洲广袤的东南极冰盖（East Antarctic Ice Sheet）的形成可能不仅由大气二氧化碳浓度下降所驱动，它还受到该大陆自身缓慢抬升的影响。这些发现凸显了构造运动、地形地貌、气候与冰盖动力学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从根本上塑造了地球长期的气候演变。东南极冰盖（EAIS）是地球上最大、最古老的冰盖。人们普遍认为，它在约 3400 万年前的形成归因于大气二氧化碳（CO2）浓度的下降，因为这一变化引发了全球变冷和冰川作用。然而，如果仅靠 CO2 浓度下降就能驱动此次冰川作用，那么它应当会出现影响南北半球的广泛且同步的降温。然而实际情况是，北半球直到 2000 多万年后才出现冰川作用；此外，有证据表明，在东南极冰盖开始生长后的数百万年里，南大洋的部分海域依然保持着相对温暖的状态。这一矛盾引发了一个长期存在的疑问：东南极冰盖究竟是如何形成的？Thomas Gernon 和同事在此提出，除了 CO2 浓度下降外，南极大陆的抬升可能也发挥了关键作用。为测试这一理论，Gernon 等人运用了多种地球动力学模型、地形重建、冰盖模型和能量平衡模型，旨在理解始新世期间南极洲毛德王后地（Dronning Maud Land)和甘布尔泽夫山脉（Gambursev Mountains）地区构造抬升、气候与冰增长之间的长期相互作用。作者发现，EAIS 的形成是一系列地质与气候事件演变的结果，而这一系列事件始于 1.2 亿多年前冈瓦纳超大陆（Gondwana supercontinent）的解体。这种构造重组逐渐抬升了南极洲的内陆地区，形成了高海拔高原和山脉；到了 4500 万至 4000 万年前，这些区域的气候已变得足够寒冷以维持大规模的积雪和冰体堆积。尽管周围的南大洋相对温暖，但这种区域性抬升促成了冰盖的快速扩张。

在美国迎来建国 250 周年之际，《科学》杂志推出一期特刊，重点介绍了美国科学与研究事业的根基与演变。 在三篇《政策论坛》中，作者阐述了美国的科技进步不仅由重大发现和创新所推动，同时也离不开支撑它们的政策与体制。这些文章凸显了政府、大学和产业界的历史性变革如何塑造了美国的研究与科学事业，并强调这些部门之间的持续合作对于推进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至关重要。 在美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联邦政府在资助科学研究方面只发挥了有限的作用。然而，在 Daniel Gross 与 Bhaven Sampat 所撰写的《政策论坛》中，作者探讨了这种情况如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了剧烈转变；当时政府与大学及产业界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合作伙伴关系，旨在加速战争所需的创新。这一成功最终为现代美国的科研体系奠定了基础，也促成了以科学为焦点的多元化联邦机构网络的建立，例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二战后形成的这一体系已产生全球性影响，并持续推动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和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 在另一篇《政策论坛》中，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 Ronald Daniels 强调了美国大学在美国科研事业中的作用。Daniels 认为，现代美国研究体系的许多特质可追溯至 19 世纪末美国大学的转型。通过研究生教育推动的高级研究的发展，在联邦投资的持续支持下，使美国迅速成为科学领域的全球领导者。作者主张，公开竞争、科学价值和学术自由等核心原则仍然不可或缺，它们应当得到加强而非遭到摒弃。 最后一篇《政策论坛》强调了美国产业界如何协助了美国科学与创新的发展。根据 Ashish Arora 与 Sharon Belenzon 的说法，美国的创新组织形式已从单打独斗的发明家演变为连接大学、初创公司与成熟企业的协作性生态系统。早期的工业研究实验室由 Thomas Edison 等创新者率先建立，随后由各大企业扩建；这些实验室将科学发现与产品开发融为一体，推动了二十世纪许多最伟大的技术进步。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学逐渐成为基础研究的主要引擎，而风险投资支持的初创企业则越来越多地将科学发现转化为商业应用，大型企业则专注于将这些应用进行规模化推广。 该专题还收录了六篇来自不同作者的短文，它们重点介绍了美国科学遗产的双重面向——既包括太空计划等非凡成就，也涵盖了优生学运动等深重伤害。这些文章共同提供了这样一个视角：科学如何塑造了民主、公平、公共投资以及美国不断演变的价值观，同时科学也被这些因素所影响。 《科学》杂志主编 Holden Thorp 在一篇社论中反思了美国建国者所憧憬的知识与教育愿景在今日的美国是否依然鲜活。Thorp 写道：“与其继续讨论公众对高等教育和科学信任度的问题，不如借建国 250 周年之际，让高等教育界和科学界承认：尽管美国人可能对高等教育和科学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感到失望，但他们依然相信这两者可以变得更好。科学界可以通过承诺履行其职责，并以严谨记录且造福所有人的方式来实践这些抱负，以回应大众的期待。”

在分析犯罪问题时，外国人口的犯罪率通常高于本地人口。然而，当对比相同年龄和性别的群体时，犯罪统计数据便会发生变化。马德里卡洛斯三世大学（UC3M）的一项科学研究对数据进行了详细分析，结果表明：外国人口与本土人口之间表面上的犯罪率差距，主要是因为移民群体往往集中了更多的年轻男性，而年轻男性正是任何社会中犯罪率最高的人口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