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对德国墓葬遗址的基因组研究显示，尽管存在明显的考古学差异，但西部漏斗颈陶杯文化（Western Funnel Beaker culture）人群与邻近的瓦特伯格社群（Wartberg communities）之间的亲缘关系比以往所认为的要更为密切。研究结果揭示了出人意料的远距离家族纽带关系（其中包括一对埋葬地点相隔 200 多公里的父子），表明血缘关系、人口流动和社会交流将相隔遥远的巨石文化人群联系在了一起。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约公元前 4500 至公元前 2800 年），巨石遗迹（即大型石质建筑结构）在欧洲各地出现。这些建筑作品既反映了当地的传统，同时也暗示了相隔遥远的人群之间存在着影响深远的社会、文化或祖源联系。欧洲中北部的一个巨石文化社会——即“西部漏斗颈陶杯文化”（TRB-West）——以其精心建造的石砌墓室和其他独特的文化传统闻名。然而，目前几乎没有基因证据可帮助阐明 TRB-West 人群与邻近巨石社群之间存在亲缘关系。迄今为止，唯一发现的人类遗骸保存完好的 TRB-West 遗址是位于如今德国境内的索尔苏姆（Sorsum）。该遗址的巨石文化特征与邻近的瓦特贝格文化（Wartberg culture，或 WBC）相似。 为探究这些考古学上的相似性是否也反映了这些群体之间存在亲缘关系，Nicolas Antonio da Silva 和同事对来自索尔苏姆遗址和五个 WBC 遗址的 203 个个体（包括 129 个新测序的基因组）的基因组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尽管两者的考古学标签不同，但埋葬在索尔苏姆的人群在基因上与 WBC 群体的关系远比与其他 TRB-West 群体的关系要更为密切。索尔苏姆和 WBC 个体还共同拥有异常高比例的西部狩猎-采集者的祖源成分（在父系血统中尤为显著），表明他们之间存在着深厚且持续的生物学关联。值得注意的是，de Silva 等人发现存在远距离亲缘关系网络的有力证据，其中包括一对父子分别被埋葬在相隔 225 公里的两个遗址中：分别为 WBC 的尼德蒂芬巴赫（Niedertiefenbach）遗址和索尔苏姆遗址。在索尔苏姆与遥远的 WBC 遗址之间还发现其他二级生物学亲缘关系，表明当时存在着偶尔的跨越大范围地理区域的人口流动、通婚或文化交流。然而，这两个地区与更遥远的、位于不列颠群岛或北部斯堪的纳维亚的巨石文化人群缺乏密切的基因学纽带关系。这表明巨石传统很可能是通过文化（而非通过生物学网络）传播的。作者认为，尽管在物质文化上存在某些显著差异，但索尔苏姆和 WBC 社群构成了一个基因上连续的群体。索尔苏姆可能代表了 WBC 世界的一个北方分支，该分支吸纳了某些 TRB-West 传统，但它在生物学和社会层面仍与邻近的 WBC 群体保持着联系。 关注科研诚信问题的记者请注意，本研究的共同作者 Ben Krause-Kyora 评论道：“在古 DNA 研究中，人们越来越重视鉴定标准、可重复性、数据开放共享以及污染控制。整个研究界对透明的生物信息学流程和结果可独立复制的采纳已显著增强了人们接受研究结果的信心。展望未来，加大对长期数据可及性、标准化元数据报告以及跨学科验证方法的支持力度，将进一步提升整个领域的科研诚信水平。”

在一项针对主要研究资源库所保存的实验室小鼠品系的大规模调查中，Fernando Pardo Manuel de Villena 和同事发现，近半数样本所报告的身份与其实际遗传特征之间存在差异，从而揭示了遗传质量控制（GQC）领域存在的一个重大缺陷。虽然许多失配之处相对较小，但某些差异可能引入改变生物学结果的隐性遗传变量，因而会削弱实验的有效性和可重复性。作者认为，改进后的 GQC 流程有助于消弭这些不一致，并确保实验室小鼠模型在生物医学研究中具有一致性、可靠性和可重复性。作者写道：“真正的重复性研究需要在材料、方法和设计上与原始研究完全匹配。如果在原始报告和重复性研究中都缺乏对所用小鼠的适当 GQC，那么基于实验室小鼠的重复性研究应当被审慎评估。” Pardo Manuel de Villena 等人在此《政策》一文中用一种名为 MiniMUGA（小鼠通用基因分型芯片）的精密且标准化的 GCQ 系统对“突变小鼠资源与研究中心”（MMRRCs）所保存的 341 个小鼠模型品系中的 611 份样本进行了基因分型，旨在判定这些小鼠所报告的身份是否与其实际的基因构成准确匹配。尽管预期的基因工程突变通常存在，但作者发现，半数样本的官方品系名称与其真实的基因组特征之间存在偏差。大多数的不一致之处涉及所报告亚株与检测亚株之间的失匹配、品系归类错误，或未能标明重要遗传构建体的存在。在某些案例中，品系的遗传均一性和可重复性实际上比其名称所暗示的更好；而另一些品系则含有意外的遗传变异，后者可能会显著影响实验结果。尤其令人担忧的是那些可能改变生物学结果并损害研究严谨性和可重复性的隐性遗传要素。在实践中，只有约 20% 的接受检查品系完全符合其名称所对应的预期。为解决这一问题，Pardo Manuel de Villena 等人提出了一个标准化的高分辨率 GQC 框架，并呼吁资源库、期刊和资助机构之间协同合作，以提高质量并改善一致性。Pardo Manuel de Villena 等人写道：“这此呈现的缺乏一致性以及预期率低下并非源于过往研究的基础性失败，而是因为此前缺乏广泛适用、具成本效益且易于获取的小鼠 GQC 工具。在此所重点介绍的流程填补了这一知识空白。”

据一项新的研究报告，2025 年初对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资金削减与非洲大陆大部分地区的暴力冲突显著增加存在关联。Axel Dreher 在一篇相关的《视角》中写道：“人们很容易将这些发现解读为增加援助能减少冲突。但这可能会产生误导作用。”作者所发现的是一种突发且非预期的中断所产生的效应。突然的撤资不仅带走了资源，还中断了合同、人员配置、采购和对项目结果的预期。这可能会使当地政府、中间机构和普通民众面临的不只是物资匮乏，还有承诺落空。因此，这种效应所反映的可能不仅是援助的缺失，同时也是制度的中断，这与援助逐渐减少的影响有很大差异。USAID 曾是全球最大的对外援助机构之一；其业务遍及 100 多个国家，其所支持的各类倡议项目涵盖公共卫生、农业、教育、灾难救援以及民主制度建设。然而，在上任不到一周的时间里，第二届特朗普政府便对 USAID 实施了大规模的削减，它标志着美国长达 60 多年的外交政策发生剧变。新的医学研究已将这些资金削减与严重的人道主义后果联系起来，其中包括可能导致新增死亡人数达数百万人。然而，人们就这种突然撤除对外援助的举措会对政治动荡以及各类暴力活动（如武装冲突、抗议示威、骚乱或针对平民的袭击等）产生何种影响尚不完全了解。 为填补这一空白，Dominic Rohner 和同事就 USAID 资金削减对非洲大陆大部分地区的 870 个国家以下区域冲突的影响进行了研究。Rohner 等人在其分析中将两个详细的数据集结合在一起，其中一个是“地理编码官方发展援助数据集”（GODAD），它可用于追踪全球对外援助资金拨付和项目所在地；另一个是“武装冲突地点与事件数据” （ACLED），它可用于记录各类暴力事件。通过整合这两个来数据源，作者能将过去的援助分配模式与随后的暴力模式建立关联，并就那些先前曾获较多 USAID 支持的地区在援助撤销后是否经历了更多或不同类型的冲突进行了评估。研究结果显示，撤销 USAID 与暴力冲突、武装冲突、抗议和骚乱活动的显著增加相关，特别是在那些曾接受过大量美国援助的地区。这些影响会在 USAID 撤销后立即显现，并持续数月之久。此外，Rohner 等人发现，当地的体制稳固程度会进一步影响这些效应 —— 体制薄弱的地区在援助削减后会有更大幅的冲突增加，而体制较稳固地区则能更有效地缓解由此带来的这些伤害。 关注科研诚信议题的记者请注意，Dominic Rohner 指出：“科研诚信至关重要；现在有了 AI ，撰写学术论文的成本已降低，其中一些论文可能并未达到科学标准。学术界和领先学术期刊的作用是对前沿研究与低品质产出进行甄别与筛选。人类社会的进步取决于坚实可靠的科学知识。广泛可及的准确信息和知识不仅是政府问责的先决条件，也是我们经济繁荣的保障。在经济学领域，为促进科学诚信，领先期刊现已采纳了数据须严谨开放且结果可复制的要求。”